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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园慈善基金十五载:耕耘乡村教育,躬行社会公益******

  2022年6月,在新疆吐鲁番郭勒布依乡明园学校的新教学楼里,学生迎来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马伯伯”,他是中国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当马伯伯手举着一架银灰色的小巧无人机时走进教室时,教室里沸腾起来,孩子们发出好奇的询问,马伯伯与他们分享了无人机知识,并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用科技改变家乡面貌,为社会作出贡献”。下课后,马伯伯和孩子们来到操场上,一起放飞无人机。

  随着无人机一起放飞的,还有孩子们的梦想和希望。郭勒布依乡明园学校是明园慈善基金援建的第11所乡村小学,明园慈善基金出资为学校落成了崭新宽敞的教学楼,学生们还第一次拥有了竖笛音乐课和科技素养课。

  2007年9月26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明园慈善基金(下称“宋基会”、“明园慈善基金”)由马明哲及其家人出资成立。“关心和支持中国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成长,资助教育和文化事业,为回报国家、感恩社会尽绵薄之力。”马明哲先生在当时的致信中这样解释成立基金的初心。15年以来,依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坚强领导,明园慈善基金累计捐赠5000万元,为4000多名乡村儿童带去音乐、体育、美术等素养教育课程。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今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明园慈善基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以特色教育公益为核心,致力于扶贫帮困和赈灾、关爱妇女儿童以及青少年成长,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15所明园学校,15盏春天的灯笼

  每一次从经济发达的深圳,到偏远山村学校进行援建,仿佛提着春天的灯笼,去照亮大地的边远角落。

  “真没想到还有条件那么艰苦的学校!”2013年,当明园慈善基金的考察团队来到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八好小学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校园一角,靠墙摆着大大小小白色的塑料桶,那是学生们自带的储水桶。学校没有自来水,学生们用各自的储备水,淘米煮饭。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学生们大多住校,他们得自己做饭。

  明园慈善基金迅速决定,援建八好小学。

  八好小学是明园慈善基金援建的第6所乡村学校。2008年4月,广东省廉江市丰背明园学校举行教学楼奠基,由此开启明园慈善基金一年援建一间学校的助学之路。除教学楼的援建以外,明园慈善基金同时还进行了改造校门、翻建校园围墙、修缮操场等项目,提升受援学校的硬件设施。截至今年,共计援建11个地区15所学校。

  广东丰背明园学校的学生搬出了危险的砖瓦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教学楼;湖南西莲明园学校落成了,孩子们的教室里有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能上远程课了;新疆喀尔交镇明园牧业寄宿学校的学生,在父母秋冬转场放牧时不需要寄住亲戚家,可以住进新宿舍楼了……而在2017年9月,新学期开学之前,八好明园学校整体落成:崭新的教室、明净的宿舍楼、硬化的地面,让身边的世界宽大明亮起来。自来水也通了,孩子们拧开水龙头,就能用两公里外引来的山泉水,淘米洗碗了……

  地远不失志,家贫子读书。这15所明园学校的援建,每一所学校,都承载着当地民众、明园慈善基金双方深切的教育希望。时间会让更多的鲜花盛开,会有更多的小树参天。

  山野田间,竖笛吹响欢乐童年

  西藏那曲嘉黎镇明园学校,是明园慈善基金帮扶对象中条件最艰苦的:地处海拔4500米,高寒缺氧,气候干燥,寒冷的冬季长达半年,学生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

  “我们能吃上热饭热菜啦!”2020年8月11日,明园慈善基金援建的嘉黎镇明园学校新校区食堂落成,学生们抑制不住地雀跃欢呼。吃过午饭,他们急切地赶去参加新食堂落成仪式,还在仪式上竖笛表演《欢乐颂》。笛声悠扬飘荡在高原雪域,表达着孩子们真诚的欢喜和浓烈的感动。

  给这些孩子带来竖笛音乐教育的,也正是明园慈善基金。

  作为明园特色教育公益的核心,竖笛特色教育源于马明哲的小女儿马蔓莉的一次支教。那是2013年夏天,正在读高中的马蔓莉趁着暑假到广东文相明园学校支教。她带了自己的长笛,课间吹给孩子们听,没想到孩子们热情又好奇地围着她问个不停。“我从小就学钢琴,后来又学了竖笛和长笛,这都是城市孩子最基础的音乐教育,”马蔓莉感叹道,“然而这对这些乡村孩子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但我看到这些孩子同样爱音乐、同样充满天赋。”

  马蔓莉想为明园学校带去音乐教育,但学乐器的成本是高昂的,况且乡村学校连音乐老师都没有,学习难度也太高了。马蔓莉将想法告诉了母亲——时任明园慈善基金理事长陈园女士。陈园在声乐上造诣颇高,常在明园学校的各种仪式上表演歌唱,听了女儿的想法后很赞同,母女俩反复讨论怎么解决摆在眼前的难题。

  “我们就想到了,可以给孩子们教竖笛,一支竖笛几十块钱,不贵,竖笛只有六个孔,教起来简单,学起来容易,尤其适合短期支教教学。”马蔓莉说道。她的想法立马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就这样,竖笛课第一次随着支教老师走进了明园学校,没想到效果不错,孩子们特别喜欢学,课上学不够,还经常把竖笛带回家自己练习。

  经过8年的探索和发展,如今,竖笛课堂已经在15所明园学校生根发芽,针对乡村艺术教育“缺内容、缺老师、缺硬件、缺舞台”的短板,明园慈善基金提供了一个“互联网+竖笛教育”的整体解决方案,涵盖“线上课程、线下培训、夏令营实践活动、成果汇报”四个部分,形成完整的教育闭环。

  用爱支教,温暖乡村少年

  明园慈善基金的竖笛教育公益,缘起于马蔓莉的支教之行,历经多年发展,也始终离不了公益支教手牵手、心连心的志愿精神。

  “振兴乡村、志愿支教,让我们携起手来,帮助孩子们托起更灿烂的明天。”马明哲向来重视支教,并且以身作则。2017年,他曾经前往安徽六安顺河平安希望小学支教,2022年,他又前往新疆吐鲁番郭勒布依乡明园学校,观摩远程上课,亲自给孩子们上科技素养课。

  马明哲的支教精神鼓舞着他的家人。其夫人陈园女士曾到广西八好学校给孩子们上音乐课,教孩子们唱《花非花》;大女儿马莉莉追随父亲的脚步到顺河平安希望小学支教;小女儿马蔓莉后来又陆续到吉林靠山、甘肃邵寨、广西八好、云南荣棒等多所明园学校,给孩子们上竖笛课。“这些孩子没有音乐基础,我们支教老师临时上阵,怎么才能出效果呢?”马蔓莉回忆道,“我们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自制教学录像,让学校的老师看录像学基本指法,教给学生,我们再去教,效率就高一点。”

  这份珍贵的录像教程,来自另一位支教老师,他叫崔超,曾是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的一名员工。崔超从小学民族管乐,2016年开始参与明园学校支教行动,当时陈园理事长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忙录制专门的竖笛教程,他一口答应下来。几经推敲,崔超选择了最简单的《小星星》作为模板,把不长的曲子分成三段,让孩子们能边学边复习,“有了录像,加上老师指导,学生两节课就能基本学会《小星星》,快速产生成就感,领略到音乐的魅力。”

  而令崔超记忆尤深的,还是那曲嘉黎镇明园学校的孩子们。学基础指法,崔超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孩子们黝黑的小手冰凉冰凉,尽力按住发音孔。初学不免笨拙,气息不稳,音量不够,按错发音孔时,孩子们抬起狡黠的眼睛,害羞地看一眼崔超。稍微熟悉指法,吹出连续的正调时,高原红的脸蛋会现出甜蜜的笑,眼里闪出光来。也是这些孩子,在两年的学习之后,最终能够落落大方地站上舞台,吹奏出一首高原上的《欢乐颂》。

  除了马明哲及其家人、平安公司的员工之外,明园慈善基金的理事也积极参与其中,理事王利平女士就曾多次到广西九同明园学校支教,他们带动了更广泛的支教志愿者。截至2022年6月,明园慈善基金共计派遣支教志愿者1056位,围绕竖笛教育,同时为孩子们带去体育、美术、科技、舞蹈、形体、声乐等丰富多彩的素养课程,用温暖爱心陪伴乡村孩子成长。

  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线下支教变得困难,明园慈善基金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的韩中健教授团队,开发互联网竖笛教育,克服偏远乡村设备缺乏、网络差等种种难题,安排专业老师对各学校进行每周至少一节课的远程教学,确保学生能够持续上课。

  从线下支教到线上支教,物理的距离变了,陪伴却更加亲密,孩子们和明园支教老师的感情日渐深厚。一根小小的竖笛,早已将跨越天南地北,将明园学生和支教老师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艺术的闭环,种下温暖的种子

  2017年7月,明园慈善基金第一届竖笛夏令营在深圳举办,明园慈善基金的理事们注意到一个小女孩,她叫蓝水兰,是广西八好明园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她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和对视,但排练竖笛时却特别认真,而且十分好强,有一股越困难越不服输的韧劲。

  恰好两个月后,八好明园学校落成,明园慈善基金来到学校举办落成仪式,理事们惊喜地发现,短短时间内,蓝水兰变了,她不仅会笑着打招呼了,还主动带队上台表演节目,当马蔓莉在仪式上吹起长笛,蓝水兰随着音乐摇摆着身体,整个人更加阳光自信,落落大方,让理事们惊奇之余,更大为赞赏。

  让学习竖笛的孩子们登上专业舞台,与著名艺术家同台演出,不仅能让孩子们得到专业指点,还能开阔眼界、提升自信,是明园特色教育公益闭环的最后一环。除了每年一届的竖笛夏令营,明园慈善基金还千方百计地为孩子们寻找多形式、多类型的表演机会。

  2019年,湖南和广西共三所明园学校学生参加了第一届“深圳声乐季”活动,与深圳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同年,有37个明园学生参与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公益慈善庆典”的演出;2020年,相隔天南地北的八个明园学生隔空合奏竖笛为武汉加油;2021年,五所明园学校的学生在线上奉献了一场动人的竖笛音乐汇演,与著名表演艺术家连线合奏;今年暑期,明园学生再次参加了“深圳声乐季”,中秋节之际,明园学生还参加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主办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音乐给孩子们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在甘肃的邵寨明园学校,内向的史小浩通过竖笛学习,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广西九同明园学校,六岁的云佳欢从小父母离异,因为竖笛夏令营再次和妈妈说上话,扫去心里的阴霾;湖南西莲明园学校的吴仁坊,在线上竖笛音乐汇演中得到音乐家王宏伟、徐霞的鼓励,提升了自信;而广西八好明园学校的蓝水兰,今年参加第四届“深圳声乐季”音乐会,第一次完成了独奏,决心报考音乐附中……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美学与情感的教育,它能让孩子们感受到爱与希望,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温暖的种子。随着孩子们长大,这颗种子将会开花结果,孩子们会把温暖和爱传递给更多的人。”明园慈善基金副理事长陈园表示。

  扶困助弱,坚守回报社会初心

  明园慈善基金的公益项目,除了援建学校、招募志愿者开展公益支教行动之外,还设立了明园奖学金、教学金,开展校长培训,15年共发放明园奖学金128.8万元,699名学生受到奖励;共发放明园“奖教金”87.8万元,438名老师受到奖励。此外,还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特色教育公益,推进科学素养提升计划,通过捐赠科技读本、科学实验包、培训校长和老师等行动,为乡村孩子播下了科技启蒙的种子。

  作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下设的专项基金,明园慈善基金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各项工作。宋基金会理事会、宁夏彭阳县扶贫考察系列活动、青海省公益项目调研、西山乡中心学校援建项目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理事座谈会……明园慈善基金履职的身影随处可见。

  明园慈善基金遵照宋基会宗旨,践行扶贫帮困和赈灾公益,2008年汶川地震,明园慈善基金向灾区捐赠500万元;2020年春,新冠疫情暴发后,明园慈善基金联合中国平安集团迅速向中国医学科学院捐款1800万元,定向用于瑞德西韦三期以及其它抗击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陈园理事长还通过明园慈善基金、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等公益渠道,个人捐赠近200万元,用于各地疫情防控、赈灾救灾、教育发展及妇女儿童生活改善等。

  回顾明园慈善基金15年的历程,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明园学校学生在2019年参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音乐梦想基金启动仪式表演时,得到了宋基会主席王家瑞、副主席井顿泉、时任副秘书长唐九红等领导的关爱和赞赏;宋基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杭元祥率队赴青海省进行公益项目调研时,探访了当地明园学校;著名艺术家雷佳、王宏伟、徐霞等在“深圳声乐季”、明园线上音乐汇演等活动中多次对明园学生进行专业指导……这些关爱和支持是明园慈善基金发展的不竭动力,更让明园慈善基金坚定了回馈社会、报效国家的公益初心。

  “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公益的意义在于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多年来,明园慈善基金始终紧跟国家步伐,迎合时代发展需要,践行公益,回报社会,”明园慈善基金理事长马莉莉表示,“未来,明园慈善基金将持续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发光发热,不断耕耘,铭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奋力前行。”来源中国网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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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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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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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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